曾蔭權的環保理念

(本文原載於2006年10月「經濟一週」雜誌)

1972年，全球113個國家領袖齊集瑞典首都斯德哥爾摩，召開聯合國「人類環境」會議，討論一個嚴肅的課題：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是否必然對立？如何能解開這個死結？

特首曾蔭權在上週發表施政報告時，他的腔調與34年前的多國領袖出奇地相似。當談及社會大眾對提升環境質素的訴求時，他認為：「要實現這些進步的目標，經濟必須持續增長，否則一切都是空話，沒有本錢去實現。」

背後的理念其實很簡單：「先發展、後保育」；「先污染、後治理」。按照曾蔭權的發展觀，期望把環境關注轉化成發展動力的人，均變成反發展、拖後腿的障礙，影響庫房收入。

實踐可持續發展理論

參與1972年會議的各國領袖可並不滿足於這樣的「空話」，他們經過15年的努力，終於找到答案──聯合國的「白切朗報告」提出了可持續發展的概念，致力實踐一種發展模式，既可滿足現今世代的需要，卻不會削弱子孫後代滿足其需要的能力。

經過1992年里約熱內盧的「地球高峰會」及2002年的「可持續發展及世界首腦會議」後，把可持續發展的理論付諸實踐的經驗已經俯拾皆是。

但是，要有如曾蔭權的要求，同時提升環境質素、社會和諧和經濟繁榮，除了需倚賴創意、科技與社群協作之外，更需要良好管治和清晰的城市發展願景。

把環境制約轉化成優勢

就在施政報告發表前一星期，荷蘭阿姆斯特丹市市長提交了世界上第一份涵蓋全市的「可持續發展報告」。報告明確指出「投資於居住環境是該市可持續展的動力」，「接受環境關顧、生物多樣性及滅貧的社會責任，可以擴闊我們的知識視野」。

舉例說，阿姆斯特丹的電力公司利用一個深水湖頂部和底部的溫差，建造了全球第一項地區空調工程，不但減少了60%的溫室氣體排放，更吸引了大企業在該區落，成功地把環境制約轉化成經濟競爭的優勢。

在香港，我們難道不可以因應中環─灣仔海濱過度發展的現況，促成一套創新的交通方案？或在啟德新規劃區創建零排放的運輸系統？又例如因應昂船洲污水廠缺乏擴建空間，可以採用最新的省地設計和流程，加快排污計劃第二期的建設。

若果曾蔭權擁抱的「務實政治」，仍然受制於超過30年前的發展觀，願景貧乏、因循苟且的代價，最終只會由我們的子孫後代承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