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載於 明報 2007-1-17 B12頁)
特首曾蔭權去年10 月發表施政報告前一周，荷蘭阿姆斯持丹市長高肯發表了全球第一份涵蓋全市的可持續發展報告。報告指出， 「投資於人民環境是該市可持續發展的動力」，「接受環境關顧、生物多樣性及滅貧的社會責任可以擴闊我們的知識視野」。相反，特首在施政報告提出的三大挑戰之首，就是詬病港人對環保與文化保育的關注已成為經濟發展的絆腳石，影響公共投資速度以至庫房進帳。
在阿姆斯特丹，市政府與當地企業卻身體力行，致力把環境與貧窮的挑戰轉化成經濟增長火車頭。舉例說，該市正建設一個兼具廢物回收功能的轉廢為能的發電廠，發電效率可達30%。去年中，該市的電力公司利用深水湖泊的湖水頂部與底部的溫差，建成了全球第一項地區空調工程，比傳統工藝減少了60%的溫室氣體排放，同時吸引了大企業在該區落戶，造就了該公司往外發展的競爭優勢。
環境惡化與貧富兩極化不啻是全球化格局下的產物，究竟這兩項挑戰是窒礙經濟增長的絆腳石，還是帶動發展的火車頭？從阿市市長與曾特首大相逕庭的取態表明，答案端視乎這個城市是否有清晰的願景、豐富的創意與良好的管治。
‧香港沒有深水湖泊，但我們緣何不能加快固體廢物回收步伐，以創新技術興建轉廢為能的發電設施，卻急於把清水灣郊野公園一部分劃作堆填區擴建範圍？‧維港不再填海的限制帶來發展的局限，港島北岸的交通擠塞已非單靠中環─灣仔繞道能長遠解決，為何我們不容許本地工程界一展所長，設計靈活的電子交通管理系統，或興建連貫海濱的行人電動走道，把港島變成創意運輸之都？
‧啟德的長條形地塊和明渠水質污染制約了規劃的空間，但我們能否趁此發出全球招標，鼓勵投資零排放的運輸系統，同時撥出部分區塊作為「創意設計區」，提供空間給本地文化人和建築師運用創意保存本土文化，同時作為觀塘和土瓜灣舊區重建的延伸地段，使市區重建變成滅貧和活化本土經濟的手段，帶動地區發展？
‧要徹底改善維港水質，必須盡早完成昂船洲污水廠生物處理設施。因應該地盤缺乏擴建空間的局限，我們能否邀請工程界採用近年開發的省地設計和工藝，加快投資第2 期工程，走在潮流之先？
‧針對新界西北濫用土地堆放貨櫃及挪用農地作維修車場的污染問題，為何不能投資興建集中的現代化貨櫃停泊維修中心，再加上地區性稅收優惠政策，吸引私人投資，既可活化社區經濟，減低「悲情城市」的危機，同時改善鄉郊土地的保育，使新界不致走上「第三世界化」的厄運？
‧又例如正在爭議的天星碼頭和皇后碼頭保育問題，專業人士早已提出融合發展與保育的雙贏方案，奈何卻因政治考慮而胎死腹中？
囿於傳統思維和受制於曾特首的發展觀的決策官員，自會找出千百個理由，說明為什麼上述種種建議皆不可行。受制於缺乏專業自由和專業獨立的體制，政府內部的數千工程師、規劃師和建築師往往難以暢所欲言，發揮創意。可是，損失發展機遇的，終歸是誰？
香港需要的創意不能再局限於維港激光匯演，或三幾套模仿百老匯的歌劇，特首埋怨公共投資步伐緩慢，卻忘記了一套抱殘守缺的發展觀，才是經濟增長最大的絆腳石。其實，阿姆斯特丹的發展並非今天的發明，早在1987 年聯合國的「白切朗」報告，提出可持續發展概念，致力實踐一種既滿足現今世代的需要，卻不會削弱子孫後代滿足自身需要的能力的發展。經過92 年的里約「地球高峰會」和02 年的「可持續發展世界首腦會議」後，把理論付諸實踐的經驗已遍佈全球。
香港並不缺乏充滿創意的專業人士、文化人和商業奇才，卻苦苦受制於一個願景貧乏、因循苟且的體制。當政府領袖踏出的每一步均受制於小撮人的政治特權，當公民社會踏出的每一步均被解讀為窒礙發展的絆腳石時，我們便清楚看到一個不民主的體制對城市發展的傷害。
要有創意的城市，便不能有願景空洞的政府。要有願景的政府，便不能有扼殺公民權利的憲制。什麼時候港人才能點石成車，把絆腳石變成火車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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