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7月23日 星期五

搶救大浪西灣的緊急對策

被譽為香港十大勝景之首的西貢大浪西灣,一幅臨海的叢木被人挖掘剷平。據報道,蒙古能源主席魯連城已購入10萬呎土地,並正進行工程,林木被剷平,引起全城嘩然。

負責處理的環境局長邱騰華,為了補救在上周末仍然對事件懵然不知的窘態,馬上率部門到現場視察,但在會見環保團體後只表示,希望土地業權人,尊重公眾保育該幅土地的意願;若有任何侵佔官地的行為,政府會有措施跟進。這樣一副無可奈何的態度,究竟是但求脫身的官僚自保行徑,還是有權不用、官商關照的說詞?

事實上,大浪灣面對發展威脅,並非始自今天;政府應對這種「突襲式破壞」亦早有前科,手中握有尚方寶劍。用與不用,只是存乎一心。

尚方寶劍備而不用

13年前,已經有地產商對大浪灣的發展虎視眈眈。政府為了保護大浪灣,採取先發制人的手段。在沒有事先諮詢的情下,於1997年4月10日,當時的港督彭定康根據城規條例第3(1)(b)條的規定,指示城市規劃委員會為大浪灣地區擬備一份發展審批地區草圖,涵蓋約50公頃土地。1997年5月2日,城規會根據條例第5條的規定,將大浪灣發展審批地區草圖憲,把大部分地區劃為「保護區」或「具特殊科學價值地點」,只留下約7公頃的土地作「鄉村式發展」用途。從當天起,區內所有發展均被凍結,任何違背規劃意圖的計劃,都必須事先取得城規會批准,否則即屬違法。

今天政府官員樂此不疲地解釋:由於現正飽受摧殘的大浪西灣,並沒有納入當時的「發展審批地區圖」或後來訂立的「分區計劃大綱圖」,所以大家只好袖手旁觀。他們忘記向公眾說明,1991年立法局修訂城規條例,賦予政府緊急頒布「發展審批地區圖」的權力,有效期3年(3年內須由更詳細的「分區計劃大綱圖」取代),正是為了應付今天這種突發事件。

搶救景觀須爭分奪秒

特首有權馬上指示城規會,為大浪西灣制訂「發展審批地區圖」。鑑於該地段的景觀價值和鄰近西灣海灘,規劃署有充足理據,把它劃訂為「海岸保護區」,使任何農業用途以外的發展,均須先經城規會審批才能進行。「海岸保護區」的另一好處,是區內的發展亦受環評條例監管。在1997年,城規會為大浪灣制訂「發展審批地區圖」時,從港督拍板到刊憲共需22天。現今的形勢比當年更嚴峻,發展商顯然明白如何鑽空子,因為根據法例,政府無法不承認在刊憲前已經發生的既成事實。魯連城宣布暫停工程,只是地產商慣用的緩兵之計,過往深涌以「免費高爾夫球場」為幌子,伺機而動,是屢見不鮮的例子。因此,政府必須爭分奪秒,在下周五城規會會議時通過刊憲的決議。

特區政府對手上擁有的這把尚方寶劍,理應瞭如指掌:1997年處理大浪灣圖則的官員黃婉湘,今天已經貴為規劃署副署長。正值危難之際,負責自然保育的環境局長邱騰華「玩失憶」,負責規劃的發展局長林鄭月娥「玩失蹤」,是何道理?

歸根究柢,大浪西灣失守,不僅是新界土地淪陷的冰山一角,更是政府四大政策失誤的總爆發。

政策失誤新界淪陷

其一、自然保育政策實施5年來胎死腹中,12個具高生態價值的優先保育地段,至今一個也沒有落實,對於大浪西灣這一類具有高景觀價值的地段,更完全沒有納入保育之列。

其二、城鄉規劃政策自1991年修例後,已經實施了20年,但很多鄉郊地段,仍然未有制訂法定圖則,一直停留在「無王管」階段,結果只是方便了財雄勢大的發展商「搵數」。

其三、郊野公園政策實施了35年,在公園範圍內仍然有不少一塊塊零散的私人地段,政府不管理、不收購、亦不提供任何令村民足以可持續發展的支援;這種鴕鳥政策,等同在郊野公園內埋藏了計時炸彈,破壞力難以估量。

其四、自回歸後一直厚待新界原居民的丁屋政策,變相為地產商提供了收購丁權,以發展丁屋為名,迫使城規會改變土地用途,入侵鄉郊的機會;此政策一天不改,「先破壞、後發展」的案例便禁之不絕。

大浪西灣的傷痛,是兩年前景賢里被當眾剝皮的「新界版」。當時林鄭月娥在事發三天內把景賢里宣布為暫定古蹟,提供保護,但事後拒絕修訂過時的文物保育政策。今天負責的兩位局長,沒有半點危機感,正在任由傷口擴大,更遑論站出來承認四大政策失誤,虛心改正。

如此體制、如此厚顏。香港人自己不用腳保衛大浪灣,不動手替政府做手術,行嗎?

[刊於 《明報》2010年7月23日]

2010年7月16日 星期五

民主黨路線 如何判斷對錯

民主黨上周公開了政改談判過程的報告,增加透明度,促進理性討論,固然是一樁好事。對於關心民主發展的香港人來說,現在是放下情緒,冷靜判斷該黨路線對錯的重要時刻。市民判斷對錯,並非眼於個別政黨的得失興衰,而是為了決定下一步行動:如何讓民主在本土植根,如何讓香港在中國發展的大潮中擔當好獨特的歷史角色。

任何談判的成敗, 關鍵在於知己知彼,既要明白雙方目標的差距,更要明白雙方利害之所在。

中央政府在政改談判中有兩個路人皆見的目標:第一是繼續保持對香港政經決策的操控權;第二是避免特區政府陷入管治危機。

政治覺醒是談判最大籌碼

香港市民要求落實雙普選,中央認為這與它要求全面操控的第一目標有矛盾,所以拋出2012 年政改方案,只是維持現狀的手段, 民主黨對此應瞭如指掌。因此,香港人爭取民主時必須讓中央明白,它的第一與第二目標,是魚與熊掌,不可兼得。中央要保持全面操控權,就必然使特區政府陷入管治危機;而管治危機的成因,正在於市民愈來愈高的政治醒覺,難以容忍政治特權繼續壟斷下去。明乎此,便知道民主黨在談判桌上的唯一籌碼,不是手握立法會的9票,而是香港人的政治覺醒。

那麼,民主黨有沒有替香港人盡用籌碼,在民主路上踏出最大的一步?自去年底政改方案出台後,民意民情有重大變化。判定特區政府是否陷入管治危機,可以細看以下3 個分別反映市民從「疑慮」、「厭惡」到「憤怒」的指標。

第一個「疑慮指數」,是市民對中央政府處理香港事務是否滿意。不滿意的比例在97 年是41%,到了今年6 月初,比例急升至56%,為回歸以來之最,比起董建華下台前的53%還要高。第二個「厭惡指數」,支持廢除功能組別的市民從今年5 月的55%急升至6 月的66%,也是回歸後新高。第三個是「憤怒指數」,贊成使用激烈手段抗議政府方案的市民在今年6 月達到15%,包括了15 萬成年男性市民(註一)。

求變呼聲創新高

這3 個指標全部在今年6 月上旬,即在5 區公投之後,升至最高點,六四21 周年晚會的人數亦同時創新高,這也是中央開始明白, 民主黨手上籌碼最強之時。偏偏在6 月13 日,何俊仁和劉慧卿主動宣布,原本堅持的3 個條件(包括中央保證落實真普選),可以退縮至一個(即區議會改良方案),民主黨便會投票支持政府。隨後在6 月17 日,余若薇在政改辯論中大勝曾蔭權,逾四成人表示更反對政改方案,民情進一步高漲。

翌日,中央明白大勢已去,指示曾蔭權在6 月19 日早上邀請何俊仁和張文光到禮賓府摸清虛實(註二)。

這是整個談判最關鍵的時刻,只要民主黨當時表明會多堅持4 天,23 日會不惜運用否決權反對政改方案,中央便要馬上思量屆時特區政府陷入管治危機的後果。中央明白, 這次衝激之大, 比起2003 年七一50 萬人上街,只會過之而無不及。因此,若果民主黨在19 日能夠代表市民表明心, 便足以將「政改之球」踢回中央,由中央提出解決管治危機的方案,再交給市民決定是否可以接受。

可惜,民主黨中委在19 日當晚就決定「收貨」, 連延遲表決這些「自我保護」的附帶條件也不堅持。單從談判策略來說,為什麼民主黨正當手上的籌碼節節上升之際,卻在談判底線上節節退讓,實在令人費解。我們沒有理由懷疑民主黨人的誠信,因此最大的可能是談判時他們未能知己知彼,在關節眼上,高估了自己關起門的政治智慧,卻低估了香港人甘願為民主據理力爭的決心。

民意民情主宰大局

寄望民主黨領導層不要為了維護自己「永遠正確」的尊嚴,而把議會和談判路線視為爭取民主的重心,否則很可能削弱了眾多民主黨支持者理性抗爭的決心,恰好幫助中央在毫無代價的情下實現它的雙目標:即壟斷政治特權而又不會造成管治危機。市民難免擔心,假如一個民主派政黨平日聲嘶力竭地批評政府,但在當權者面對危機,到了非變革不可之際,卻甘願以小修小補的手段替它解圍,那麼這個政黨的路線又何異於維持現狀的建制派?

當然,民主前路的最終取捨還是在於人民。選民的堅持和抉擇,遠比個別政黨的得失重要。今次政改風雲的最大示,就是香港的民意民情,才是真正主宰大局的無形之手。中央政府的變調,無意中為每一個願意發聲的香港人,注入了爭取民主的強心針。

註一: 見香港浸會大學戴高禮教授「香港過渡期計劃」在2010 年6 月4 至14日期間進行的調查
http://www.hkbu.edu.hk/~hktp/

註二:見民主黨發表與特區和中央政府對話日程表 http://www.dphk.org/

[原刊於 《明報》2010年7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