停建堆填區的治本對策

 擴建將軍澳堆填區，從垃圾危機演變成憲政危機，正好體現了曾班子應對環境問題的一貫作風：捨遠圖近，「臨渡心態」氾濫（NIMTOO —— Not In My Term Of Office）。

什麼是捨遠圖近？就是官員害怕為長遠治本的方案作出承擔，寧願專注近在眼前的政治考量，最好讓公眾誤以為問題已經消失，便可以輕鬆拖到自己離任為止。

環境局的掩眼法層出不窮，擴建堆填區所需的15公頃土地，其實早已劃作政府用地，馬上可以動工，只有額外5公頃在清水灣郊野公園範圍內的土地，才受立法會表決阻滯。但最要命的謊言是，停止擴建堆填區的治本策略，早在5年前已經準備就緒，政府當時沒有推行，到現在還不拿出來，是否天大笑話？

2003年，特首董建華成立可持續發展委員會，由曾蔭權任主席。委員會選定了「固體廢物管理」作為優先項目，成立「專家支援小組」，制定選項。當時的局長廖秀冬深明「垃圾危機」一觸即發，所以官員十分積極。所有持份者——從家庭主婦和拾荒者，到官員、專家、環保團體和業界代表——以各種形式對等交流。專家組經過一年多的努力，制定了一份治標兼治本，並獲大多數持份者支持的《固體廢物管理可持續發展策略》〔註一〕。

這個策略既考慮本土需要，亦借鑑了海外經驗。成效如何，只需看看台北市過去10年的經歷。

「垃圾神話」變成現實

台北市在馬英九當市長的年代，制定了一個號稱「垃圾零掩埋、資源全回收」的願景，當時大家只當作是個「垃圾神話」。市政府在2000年初公布了新法例，實施垃圾費隨袋徵收（即取消固定垃圾費，但多丟垃圾，則須多付費購買專用垃圾袋，可回收的「資源」則免費）。政府擴大回收物品範圍及配套設施，方便市民回收省錢。到2003年底，所有垃圾、資源物和廚餘已經可以完全分流運輸。全市垃圾棄置量在6年間下跌了六成，再加上高效焚化爐的輔助，需要送到堆填區的總量，從2000年的每日平均1700公噸，下降到2008年的55公噸，即只有原來的3%。

若果同樣成效放諸香港，政府聲稱只有6至10年便爆滿的3個堆填區，可以用100年以上。

馬英九接任市長時，垃圾費仍然是按戶固定徵收，與香港從差餉徵收垃圾費相似。市民少丟垃圾也不能少交費，大家都沒有分類回收的動力。市政府眼見垃圾量持續上升，唯有多建堆填區，但這正正是觸發衝突的禍根。

「鄰避效應」促成改革

台灣的環保運動與社區運動流，對於不受歡迎的設施，有強烈的「鄰避效應」（NIMBY），即「不要在我家後園」。政府必須面對質疑：堆填區是否無可替代？選址是否符合公平原則？

馬英九不改革便要與「鄰避效應」硬碰，要改革便得頂住各方面民眾的埋怨。但改革路線獲得環保團體支持，更得到受惠於資源回收業的商界擁護。「垃圾零掩埋、資源全回收」的政策，便是在這種背景下產生〔註二〕。

馬英九背水一戰，原定在2020年的目標提前10年實現。台北市節省開支，擴大回收再造業，更拿了國際獎項。全台灣決定參照台北經驗，實施垃圾資源化政策。

台北能，香港萬萬不能？

2000年的台北市面對的狀，與今天的香港何其相似。特區官員總可以找出100條理由，說明這個已經實現的「垃圾神話」只能在台灣和韓國城市發生，但香港則萬萬不能。

今天的香港，仍然採用1989年訂立的廢物處置計劃作為法定措施，說明我們已虛耗了21年光陰。

曾蔭權強調自己不是看守政府，那為何不用餘下兩年辦一件福蔭子孫的實事？政府不敢推行全面減廢回收策略而繼續硬銷堆填區和焚化爐，只會因缺乏道德正當性，碰得焦頭爛額。

邱騰華應該宣布放棄擴建堆填區，邀請專家組取出塵封了5年的治本策略，與立法會敲定實施原則，推行垃圾按量收費、生產者責任制、綜合回收及焚化設施的一籃子方案，3年後檢討進度。若果我們能追近台北的步伐，屆時立法會需要審議的時間表，將是如何關閉而非擴建堆填區。

擴建堆填區的20公頃土地，足可興建2萬個中小型住宅單位。將珍貴土地資源交給垃圾，同時聲稱缺地建居屋？特首，荒誕劇與喜劇，只在乎一念之差。

〔註一〕可持續發展委員會策略小組在2005年初完成「固體廢物管理」可持續發展策略報告，當時筆者擔任「專家支援小組」召集人。隨後委員會在2005年5月發表的「香港首個可持續發展策略社會參與過程報告」，以及政府在2005年12月公布的政策大綱，均已對原來草擬的報告有所刪改。

〔註二〕有關台北市「零掩埋」政策的流程，詳見拙作《釋放香港》第四章，2009年6月出版。

[刊於 《明報》2010年10月13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