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蹟恐怖主義」創香港第一

黎廣德             公共專業聯盟政策召集人

無論根據那一個國際機構排名，香港競爭力都在全球十名的前列。但若果你把一位從未訪港的外國人蒙著眼睛帶到新界稍為偏僻的支路兩旁一看，他必定以為自己到了第三世界，因為舉目盡見廢車場、回收場或爛地。這是新界土豪把農地非法堆填，爭取政府放寬發展規限的結果。正因這種「先破壞、後發展」的手法太猖獗，城規會終於在2011年訂立指引：凡屬已被破壞堆填的農地，申請發展時一概不予考慮，必須先把農地復原才有更改土地用途的機會。這種惡行在國際上有名堂，統稱為「環境恐怖主義」(environmental terrorism)，泛指所有以破壞環境資源為手段來爭取一己私利的行為。

特區官員十分着意揚威國際，今天又有意外收獲。因為香港正在創立聞所未聞的新猷，同樣是「先破壞、後發展」，只不過受害者由農地變成古蹟，加害者由私人地主變成公私合營，堪稱「古蹟恐怖主義」(heritage terrorism)。

沙中線土瓜灣站的聖山古蹟越掘越多，無論是中國著名考古學家北大教授秦大樹，本地歷史學者或《大公報》評論，均一致認定這文化遺址的重要價值。根據《中國文物古迹保育準則》的要求，除非有重大天然災害或無可替代的國家級建設(在聖山遺址兩者皆不適用)，政府必須將遺蹟原址保育。

「搶救發掘」思維   妨礙原址保育

可能是政府官員及港鐵人員太了解國際準則的要求，所以他們近日加快工作，但並非加強保護古蹟，而是趕在公眾知悉真相之前，加速移走所有妨礙施工的遺蹟。在身兼古物事務監督的發展局長陳茂波於4月20日的網誌上聲稱保護一口宋元方井之時，原來其餘在第一期考古範圍內的238個遺蹟已被移走；在古蹟辦於上周四向古諮會匯報之前，原來第二期考古範圍內的一口雙環古坑已被移走；就在公眾對第三期考古範圍內的古蹟一無所知之時，上周六民間團體自拍的照片顯示有四個遺址疑似被移走。

移除古蹟等於剝奪原址保育的機會。雖然並非所有古蹟都有百份百原址保育的可能或必要，但國際標準要求先完成全面考古發掘，再完成全面文化價值評價，最後制訂全盤保育方案，才決定那些古蹟非要易地保育不可，才選擇性移走。為了不讓古蹟擋路，港鐵現今反其道而行，以所謂「搶救發掘」作指導思想，考古隊的工作是盡快作紀錄，再一刀切移走妨礙施工的古蹟，以便工程進行。更可怕的情況是這一切都在古蹟辦包庇之下進行，正是公私合作「先破壞、後發展」的典範，兼且先剷後奏，杜絕公眾「說三道四」。

主事官員對於急不及待移走古蹟有一套似是而非的說法，怪責市民不懂考古學，因為考古發掘必須從上而下逐層移走，「冇得留低」是「適當的破壞」。可惜這套謊言被港鐵本身的文件與行動多次揭穿：根據港鐵工程顧問ERM在2012年9月制訂的《聖山（北）考古行動計劃》，考古隊的任務是「所有找到的考古遺蹟會被收集及紀錄」(3.4段) ，根本沒有原址保留的選項；根據港鐵考古隊對第一期範圍的中期報告，為何在239項遺蹟中只保留一口方井，是「鑑於該古井位置不屬於施工範圍，所以建議原址保留」。

聖山古蹟離地面只約2至4米深，從上到下分屬於近代，晚清至民國，及宋元時期。即使考古過程中部份較頂層的古蹟可能需要移走，但最底層的宋元遺蹟，光是墓葬也有16個(中期報告圖4.9) ，還有面積7800平方呎的磁磚工場，包含2幅地台，28條樁腳，2幅花崗岩石牆，2幅珊瑚石牆，2個窰，1口水井，4個垃圾坑等等(圖4.10的F6)  ，難道移走這些最底層的古蹟也是考古所需的必要破壞？

港鐵訴諸權威   侮辱市民智慧

如此一來，豈非西安博物館內原址保留的兵馬俑或雅典地鐵站內的古遺蹟必須全部移走解剖，才算完成考古？當權者的辯解也未免太侮辱香港人的智慧。

港鐵為求自保的另一策略是訴諸權威，處處聲稱所有工作均由「考古學家」負責，以堵尤尤之口。負責考古發掘的人員具専業資格，怠無異議，但當他們受聘於港鐵的工程顧問時，便須按事先制定的行動計劃執行工作，所謂「屁股指揮腦袋」。這些考古人員是港鐵工程隊伍的一份子，仍冠以貌似獨立的「學家」之名，那對於真正獨立，沒有利益關係的考古學者而言，實有大不敬之意。

考古是専門學問，在香港的行頭很窄。由於法例規定所有古物皆歸公，嚴格來說考古人員只得特區政府一個僱主(不論直接或間接)，兼且須由古蹟辦發牌才能執業。儘管考古専業人員對政府的考古及保育政策早有微言，但大家敢怒不敢言，所以即使港鐵中期考古報告甚為粗疏，也只見一群匿名的考古専業人員發表公開信批評，連香港考古學會也要邀請並非直接從事前線考古工作的規劃師吳永輝擔任發言人，以免政府秋後算帳。政府壟斷的遺害，既損害考古專業發展，更令市民難以知悉真正獨立的専業意見。

陳茂波、古蹟辦與港鐵要洗脫「古蹟恐怖主義」之名，唯一辦法是斧底抽身，邀請具公信力的獨立人士共同成立「聖山遺址監察組」，直接指揮考古隊的工作，並且立即放棄「搶救發掘」的策略，改以原址保育為基礎進行發掘。運房局為了避免工程延誤，宜馬上指令港鐵制定不同的車站設計和施工方案，以便一旦確定原址保育的方式和範圍後便可從速動工。

政府和港鐵內部均不乏有心人，當有選擇時誰都不願當上踐踏歷史的幫兇。這令人想起哲學家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所揭示的「邪惡的平庸」(banality of evil)：若果體制內的每個人都忠誠地執行上意而放棄思考的時候，最可怕的結局就離我們不遠了。

[原刊於《香港獨立媒體網》, 2014年6月3日]